中医学是大数据医学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随着信息优化的日新月异，大数据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当代甚至被称为“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概念是穷举，要的是全体，所有个例都有效，中医就是大数据医学；循证医学要的是随机，个例无效，所以西医是循证医学。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医学思维一定会发生大的变革，从“为什么”向“是什么”转变；随机小样本向全样本转变；精准性向模糊性转变；从随机小样本向全样本转变，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变。中医就是最初的大数据的采集方式，望闻问切，全方位观察病人，涉及更庞杂的数据，不追求十分精准，但综合起来有实际效果。中医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的体系，尽管从生物医学角度，中医现在还很难回答“为什么”，但是借助大数据的理念与技术方法，可以从调节人体健康状态的角度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治疗”。“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在于宏观，在于对世界本源的认识。

演绎法高于归纳法

长久以来，科学界使用“归纳法”来推理世界的本质，既先证据、后理论的模式。现有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之上的。然而，证据是有限的，有限的证据只能支撑一个理论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正确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判断这个理论还是否正确。也就是说，从整个领域来看，科学家就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始终在任何领域都正确。为此，科学界又提出了使用“演绎法”来代替“归纳法”，也就是“先理论、后证据”的模式。科学家根据现有的理论演绎推理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然后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如果当前的证据无法否定这个假说，那么就先采信这个假说，认为这个理论在其宣称的领域中都是可信的，直到找到证据来否定它。

经典中医采用的就是演绎法模式，先有理论，后又实践，而且至今尚未找到否定这个理论的证据。这可以说明“演绎法”是高于“归纳法”的认识方法。

反对中医的人喜欢拿“证伪”说事，却忽略了以下三个问题：

1. 证伪理论的提出者波普尔从来没说过“可证伪性”能被单独地用作划界，而只是一种建议；

2. 事实上任何的理论总是能构想出证伪的方法，只要它的对象是经验的。如阴阳、五行等不可观测实体的存在不可证伪，然而它导出的经验事实，却是可被证伪的。

3. 后来的迪昂-蒯因命题，说明理论总可能事实上逃避证伪。而拉卡托斯也详细论述了“单个理论”如何无法被证伪的事实。

上面提到的迪昂-蒯因命题(Duhem-Quine Problem)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假设的“确证”和“否证”并非单独由观察实验结果来决定，而是依赖于观察结果与相关理论的整体关系。因此，当一个科学假设面临一个负面的观察结果的时候，并不一定被否证，而是可以通过摒弃或修正相关理论的其他部分而得到保留。迪昂－蒯因问题涉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故而使得科学哲学的各大理论派别卷入争论。对迪昂－蒯因论点反应最强烈的是证伪主义，证伪主义的旗手波普尔一方面从逻辑上赞成迪昂－蒯因论点，另一方面他从实用性上反对迪昂－蒯因论点。因为如果通过调整理论整体而使任何命题免于被反驳，那么任何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证伪。因此，证伪主义的研究纲领注定失败。

双盲实验不能证明中医

有人说，关于中医的有效性我只相信双盲实验的检验结果。这话不算错，但是你相信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不相交么？你相信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么？这些都是假设，没有经过双盲实验。双盲实验的结果和实验常常没有必然联系。统计学分析有时候是可以操纵的，让它有意义，就可以有意义。患者和患者之间，并无可比性，所谓双盲实验，不过是垄断市场的一个游戏。

双盲实验的哲学基础源于休谟的哲学思想。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眼证实过因果连接关系本身，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一切因果关系都应该重新审视。由于休谟强调实验与观察是科学的唯一途径，所以这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家的科学方法论。同时，源于“因果关系在于心”的认识论，以及他对“人性”的不信任，提出一次经验不够，要多次，所以就产生了统计学对科学实验的唯一验证作用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设计出了双盲实验。

举一个例子，休谟就是搞不懂鸡打鸣究竟是太阳升起的原因还是结果，那如何证明呢？双盲实验一般是这样的：首先，先把鸡关进黑房间，不见阳光，看它们是否打鸣；然后，关进夜间有灯的房间，看它们是否打鸣；再然后，都放在外面看它们是否打鸣。如果打鸣，各有多少只打鸣；如果不打鸣，各有多少只。然后统计一下，当然是根据期望的结果，阳性结果用一种统计方法，阴性结果用另一种统计方法。看似公正的双盲实验，其实是有着巨大理念差异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