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原理分析 胡希恕“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伤寒杂病论》犹如一篇恢弘精微的长篇叙事诗，铭记着千百年来无数经方医家千锤百炼的临证事实，其独特而深刻的认知与表达方式保证了对脉证并治本质把握的深度、准确度与系统性、可重复性，从而“君临万卷医书之上”。著名经方家胡希恕先生倾一生精力研究与实践仲景学术，重视经方体系自身内在的固有的独特思维，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论断，尝试结合现象学原理对其进行探讨，以从方法学上获得更明晰的认识。

方证对应独特认知模式与现象学内涵的契合

现象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众多学科，产生出巨大的效应，其创始人胡塞尔被视为“将原初直观和前直观预感的价值看得远远高于逻辑方法和科学理论之价值的思想家”。现象学有一个基本理念，即“朝向事情本身”，强调事物“本身”的重要性。它要求面对“实事”本身，强调面对的是实事本身而不是实事背后的东西或“外物”，“实事”背后或“实事”之外无他，“实事”是最基本的对象。该主张符合对原创性思维的基本要求，倡导直接直观审视，可避免在研究中出现过多大而空泛的概念范畴，其严格和审慎之治学态度可使研究者不再去发布纲领、构建体系，而是面对具体问题进行含有实事的描述分析。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具体提出：“应该描述实在事物，而不是构造或构成事物”“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和分析”“纯描述的要求是既不采用分析的方法，也不采用科学解释的方法”。

国内现象学涉及对中医的研究，如张祥龙概括中医特点为“此情此景”，倪梁康认为中医是以一种特别的精神目光“看”病人。笔者认为，经方方证也是一种场合和此情此景，需要“意境化”“非对象化”，而所谓“看”则源于现象学，可以理解为，中医与西医有别，不是通过仪器与化验，而是依据医生主体能动与客体现象通融，进入事情的本质，与胡塞尔本质直观的认识论有关，此处观看方式本身的意义高于逻辑理论分析。基于上述原理及研究，笔者认为，如果将“朝向事情的本身”原理引入经方认知领域，可有两层含义，即还原实事“本身”，回到药证方证的事实，而不是药证方证本身背后或之外的理论解释，以便于理解复杂经方系统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其二，将药证方证的现象做描述性呈现，避免理论性阐释替代或超越描述，因为任何阐释都是阐释系统本身把现象当作阐释对象而纳入自身系统的行为。

从方法论来看，《伤寒杂病论》主要的方法是描述。方证大厦的实在是依赖描述完成的，其对脉证方药描述的比重远远大于阐释，重要用语如某方证的形成也在使用描述的方法，而不是理论阐释及建立概念定义的方法，并不强行建构理论体系。《伤寒杂病论》避开了理论体系的语言论述以及对具体脉证方药细节的机理阐释，淡化了理论王国的建构。三阳三阴篇侧重于描述脉证、证候群，呈现出多种证象的发生、流动、转化和呼应，以此揭演证象与方药的关系，以把握脉证并治的本质。如此“不立文字”，即不诉之于语言，中止概念思维，非不能为，乃知其不可为。这种方法显示出不同于理性概念与逻辑思维的特质，超越了理论思维与表达的极限。乍看起来，朴素而简单，但实为大道至简，回到了事情的本身或原初境域，在主客混一中恢复具有原发创生性的能力和灵魂。

岳美中概括《伤寒杂病论》的特点是“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观其医案，犹可从方证角度还原其现场思维，有着许多现象学本质直观及方证对应的内涵。日本汉方医家汤本求真规定门生只读《伤寒杂病论》，以在尚未被浸染的头脑中建立起唯一的经方认知体系。该体系足够稳健，具有汲取其他杂学中有益内涵却不被其扰乱的能力。对此，大V敬节感慨道：“在学习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杂病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并在其著作中删去了认为是后人解释性注文，保护了原文的前对象化意义。

胡希恕“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论断即在强调尊重条文本身和由条文构成的势态所“道”出的事实存在，与现象学原理具有契合之处。从现象学角度思考，则可以感悟到胡希恕思维所据的高度，可以理解该论断在于强调《伤寒杂病论》式思维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在某种场合、某种情况下只有凭借《伤寒杂病论》的方证思维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疾病的本质。“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一语，如勒石于经方天地入口，向后学者揭示着胡希恕看到的经方世界，指示着经方古医道如何展开的可能。

方证存在的意义远大于解释的意义

“Dasein”是现象学的重要概念，译为“此在”“缘在”，意在突出事物与周边因素共同存在的联系性。关于方证的联系性，胡希恕讲道：“中医不是在某一个基础理论上发生”“只能在人身的反应上，就是在现在所说的证候上想办法治病”“方剂的适应证，即简称为方证”“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