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八大关系（上）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科学与人文

中医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已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对二者主辅轻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多有歧义。当前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医学科学与人文成分的实际比重和主辅关系，而是学界和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医人文属性的过分夸大，很多人都热衷于从哲学人文的层面上谈论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人甚至认为中医学以人文属性为主，从根本上颠倒了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主辅关系，这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医学是古人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一门医学科学和防病治病技术，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提炼升华到理论的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等，同时吸纳了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借用和吸纳哲学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阐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是为防治疾病服务的，它们起的是工具和符号的作用，是从属的和辅助的。医学科学才是中医学的本质和主流，中医学的真正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真实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完整系统的学术体系、具体而实际的诊疗方法，特别是独特真实的临床疗效。

清代医学家周佛海曾断言：“宋以后医书，唯医案最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章太炎先生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的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循，循此钻研，事半功倍。”因为医案是医生诊疗的真实记录，极少人文色彩，所以医案也最具有科学实用价值，临床所见，这些论述确是经验之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真切反映了中医学真实的科学内涵。

对于中医学科学和人文的属性关系，古今医家也都有明确认识与阐述，如对于传统文化代表儒学与中医的关系，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就指出：“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在这里是将儒医分开的，明确指出医术才是事关生民之命的核心和关键。

科学不等于真理，但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我们要遵循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特别是遵循科学的规律。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中医学的科学本质，摆正中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我们既要肯定优秀的中华文化对中医学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医科学的主旋律，我们不但要办好中医文化大讲堂，更要办好中医科技大讲堂，让中医科学的理念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应当真正从科技层面上去研究和探索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规律，认真学习继承古人防病治病的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自身挖掘性和对比性研究，适当淡化其人文色彩，凝练科学主题，充分认识中医学的优势和不足，不断融进现代科学理念，使中医理论更加完善，使中医诊疗更切合实用，从而真正提高中医在疾病防治中的贡献度，以适应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对中医学的迫切需求。

中医与西医

多年来，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关注和进行中西医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中西医各自的特质和二者关系的论点，这其中最重要和论述最多的论点如中医是系统论、西医是还原论；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等。有人甚至称：“中医为‘和人’之道，而不是‘斗病’之学……中医不是直接治病的，中医和于人，而病自治……所以中医不只是治病的医学，而主要是和人的医道。”还有人论断：“中华医道与中华文化是求本索源，西医学包括西方哲学是舍本逐末”。

这些论点如果从纯方法学理论角度上去看有些提法也许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深入到中西医学的临床实践之中，我们就会感到这些提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其片面性、局限性及严重的认识误区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中西医特别是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医学，没有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当前甚至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研究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其科学全貌，更别说从总体上去进行判断。

翻开中西医发展的历史，走进中西医的医疗实践，我们会看到中医和西医都是在人类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中西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对疾病防治的总体理念，连许多具体的诊疗思路和方法都是相近的、相同的。在中西医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解剖学概念、器官概念、数量概念、疾病防控概念等最基本的医学元素，中医望闻问切、西医视触叩听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中西医都是“斗病”之学，病去人才能“和”，因此也都是“和人”之道。

中西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都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如消渴与糖尿病，胸痹与冠心病，腹水与臌胀，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腹泻与肠炎，痢疾与菌痢等等。无论对发病学规律的认识和诊疗方法的实施都有着广泛的趋同性，如中医清除湿热毒邪，西医消灭病毒细菌；中医止痛用缓急法，西医止痛用解痉药；西医治肠炎，中医止腹泻；西医抗凝溶栓，中医活血通络。这些看似不同的治疗方法和途径，却可能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体现，说明其背后的医理、药理等疗效学基础可能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