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医药文化漫谈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学本三代之旧，识高先秦之上，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一体的知识体系。《伤寒杂病论》虽以论病为主，却始终贯彻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放射出自然哲学思想的光辉。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疫疠流行、社会动荡的东汉末叶。内容包括：医论、脉论、病论、证论、法论、方论、药论等诸项内容，重点论述“伤寒”与“杂病”的治则、治法、组方、遣药、护理、禁忌等基本知识，以及内、外、妇、儿诸科的诊治，饮食、行为禁忌等相关知识。该书内容丰富，理法方药完备，属中国有史以来医学领域的大成之作。该书几经传抄、节录修订，又几经兵燹，历代均难得其全，而流传至今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文献遗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福祉。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其理论精辟、辨证规范、治法森严、组方严谨、处治灵活、效若桴鼓的学术特色饮誉古今。受到后世医家的一致推崇，被奉为‘众方之祖’，‘医学指南’和‘规矩准绳’。其医学思想、认识理念、思维模式乃至临床治则等知识，已构成我国医学的知识宝库――张仲景医药思想体系，并在传播中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

文是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符号，“在天成象，在地成文”，是中国史前先民用视觉效果来描述对自然世界的感知，故文必具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的赋义，约有以下十一种：

化是指物质与精神的改变。文化来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类通过感觉→认识→记录→传播→形成的具有实践性、历史性，连续性，民族性的知识系统。故，文化作为词组，文是名词，化是动词。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化人”，即用一定手段（包括精神、信仰、理念、知识、教育、法律、制度等）实现“化人”的目的。而医药文化则是以“医药学术知识与思想理念化人”的知识体系。文化作为知识泛称，则具名词的作用，泛指知识领域，也指群体和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文献是知识信息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先秦时，将三代以前的古文化知识（文献）称作“微言大义”，为部落（或王室）所秘。它包括先秦时已经失传的“三坟”典籍，以及阴阳爻象、五行八卦、天文、地理、气象、运气、数术、算筹等自然常识和专业知识。文字未发明时，这些“通天机密”皆图文符号如卦画排列、河图、洛书、太极图以及结绳、契刻等俱符码，由巫师掌管部落首领及王室三公皆巫。文字出现后，图符的信息交往功能被取代，于是图符作为“史前文物”由王室收藏。西周：“河图、天球在东室”，以及濮阳西水坡当代考古发现七千年前的“衔符玉龟”等即是。“用进退废”是事物持续发展的动力，图符奥秘失却造成的文化断层，是图符与文字置换过程中遗留下的历史缺憾。故《周易》“系辞”所说：“（易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焉。”

为了寻找中国文化源头，历史上的老子、孔子、庄周、张衡、祖冲之、陈抟、邵雍等历代名贤，都为此作过深入的探索，并且都走到“阴阳五行学说”的门槛。纵观前贤治学经历，多从哲理范畴探索：《周易》及其衍生作品汗牛充栋，其于“微言大义”解析尚无大白之作；《周髀》因上古自然数由来的失传，使“数术”之学益发神秘，影响到古代高等数学的健康发展；《道德经》不涉及易理寻源；孔子晚年始治“易”，经十二年探索，“纬编三绝”，老人家临终之际，似乎已看到微言大义的曙光，然时不我与，饮恨（加我数年，我与易则彬彬也。）未能完成与史前文化的连接。唯我医家《内经》《本草》与《伤寒》经典，因先哲们运用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索人体健康，于是开创了我国的医学先河，也同样因涉及“阴阳象数义理”义晦难解，导致我国的医药学术再无长足发展。显然，先秦以前的文化断层已成为割裂我国对上古文化传承的鸿沟。

文化（含科学技术）是发展的，只有发展才能体现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与活力，而真理（自然规律）是永恒的，是不可变更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然变化规律为认识的切入点，所以张仲景医药的文化基础符合自然变化的规律，目前虽还不能精细到入微，但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面前并不失色，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是历代国人固守的认识理念――文化精神。因此，坚持张仲景文化精神是我们中医人的永恒追求。

张仲景先是被先秦医药文化“化”成名医，继而升华传统认识，扬弃旧说，发明医疗技术，创新理论体系，开创临床医学，树立大医精神，最终“脱俗成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张仲景医学推至秦汉医药文化的顶峰。千百年来，学者们虽致力演习《伤寒》、《金匮》经典，却难于比肩仲景，达到张仲景的医学水准和学术素养，后学对于张仲景的医学境界，唯有“高山仰止”而难以企及。究其原因，演习者多未能站到张仲景同等的文化高度去理解、吸收、运用、研究、开创、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正王叔和在《伤寒卒病论・序》中评注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