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一法三则”组方探析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方剂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遵循组方原则，选择适宜的药物，并明确其用量、用法的药物配伍组合。历代医家在运用方剂和创制方剂的过程中，有许多诠释和阐发。喻昌字嘉言，为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医家，被誉为清初“三大名医”之―，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寓意草》等。本文从喻昌主以病证之“法”组方，并以此法为基础从病因言组方、从病机言组方、从主症兼症加减化裁言组方之“三则”中，探析其遣方用药之临证特点。

“一法”即组方重病证

喻昌非常重视疾病因素对遣方用药的影响，《医门法律》分述各类外感及内科杂病十四门，每门均先议病后载方。首卷即述望闻问切四诊，并重视脉象研究，通过四诊合参以辨明病证确定治疗方剂。足见其选方组方以病证为基础的特点。

喻昌强调遣方用药以病证为根本在《寓意草》中有较完整的体现。该书卷首即设“先议病后用药”和“与门人定议病式”两则医话，对当时一些庸医“《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不重视与病证分析相关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只“议药不议病”的弊病进行了批驳，强调“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说明其治疗用药必先“识病”，“识病”然后对应病证选药组方。“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且勿论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药为良，某药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论病，则药之良毒善恶，何从定之哉？”医者治病必须先诊断何病何证，病因何起、病势缓急、病程长短及病性如何等，以此确定治法方药。同时进一步规范议病模式，从患者病情表现到“其征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均有述及，“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并被“允为医门矜式”。足见喻昌选方组方用药考量周全，选方组方均以辨明疾病特征为先提条件，是其组方的突出特点。当然，喻昌“识病”用药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一―对应，其所论议病式为议病、识证、组方施药的模式，以辨明病证为中心法则，而后根据药性等药物理论选择合适的药物。围绕此“法”组方的过程包括疾病的病因分析、病机阐述、主兼症辨别“三则”。

“三则”之从病因言组方

喻昌强调治病求因，从病因根本上探寻治疗方法。曰：“凡治病者……知病所由生而直取之，乃为善治。”从病因出发首先要对患者所表现的症状、发病原因、发病情况等进行思辨，从而审清患者当前阶段的病因病位等，即所谓“审症求因”，然后辨明病证决定正确的治则治法，最后在治法的指导下选用适宜的药物组成方剂，或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这就是针对病因进行组方治疗的过程。针对病因组方，必须有对疾病病位病因病性的辨析、对药物性能的理解以及对制方原则的把握。

《医门法律》中从病因角度出发选方组方用药的实例较多。如暑病应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强调该方“专治其热。以夏月之热淫，必僭而犯上，伤其肺金，耗其津液”，即是从病因角度考虑，暑病为热邪伤肺，故选方用药清热“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又有针对“日中劳役，而触冒其暑者”的病因，确定治则“此宜清凉解其暑毒”，并选择适当方药治疗，“如白虎汤、益元散、黄连香薷饮、三黄石膏汤之类，皆可取用也”。

喻昌自制方剂清燥救肺汤，亦体现出从疾病病因出发组方的特点。其著秋燥论，创燥证证治方论范例。从秋季燥邪病因出发，辨明病证特点为燥邪伤肺，“诸气糁粲诜握撸粲诜沃镆病保爸铕舸恢粲谏险撸嗍粲诜沃镆病保叭瞬皇斗卧锊∫颍肮沤裰纹粢环剑眯料阈衅蕖街畏沃镎摺保婧笠短焓俊读僦ぶ改医案》亦认为：“秋燥一症，气分先受，治肺为急。”清燥救肺汤以润制燥，治重在肺，清燥救肺，疗效显著，为后世医家所推崇，足以体现喻昌组方制方有从病因出发的特点。

“三则”之从病机言组方

《医门法律》对各病证详论病机，然后依据病机确定治疗法则，选定治疗方药，中医的辨证论治精神融汇其中。辨证的关键在于紧扣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定治法、组方用药，而治法是针对病机辨明病证而确定的治疗法则，遣药组方亦是根据治法完成的，方剂组成后，它的功用、主治与治法相一致，即所谓“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此过程为重要的组方思路。各个环节层层相扣，病机、病证、治法、方药一脉相承，意同不悖，共同完成诊疗过程，如此则邪去正复、药到病除。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精辟总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