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士“伏邪温病”说论治肝病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王鸿士根据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特点，借鉴历代温病医家的学术思想，运用三焦、卫气营血、脏腑辨证形成了丰富的治疗方法。

王鸿士执简驭繁，在治疗急慢性肝病上形成了察传变、祛伏邪、固阳气、护阴精、调阴阳的独特治法，祛伏邪为治标之策，而固阳气、护阴精为治本之方。

王鸿士（1919―1985），祖籍河北省武清人。幼承家学，1940年就学于北平国医学院，师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1944年，拜前清宫御医瞿文楼为师，得其真传。1952年，创办并主持石景山衙门口联合诊所。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内科，曾任北京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等。

王鸿士一生治学严谨、勤奋刻苦，是当代著名的中医大家。其业精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多科疑难杂症，尤擅以辨病辨证之法论治肝、胆、脾胃消化系统疾病。王鸿士勤求《内经》《难经》《伤寒》《金匮》之旨，吸收当代温病学研究成果，博采历代医家之长，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独特的伏邪温病理论。

发经典之隐，参温病之法，创察传变、祛伏邪、固阳气、护阴精、调阴阳的独特理论体系

王鸿士根据肝病、特别是病毒性肝病的发病特点，认为急慢性肝炎的发生、发展及预后，都与阴精、阳气、伏邪三者密切相关，疾病发生的过程就是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肝炎亦是温病

王鸿士认为人体的正气主要包括阳气和阴精。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又言：“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王鸿士在强调阳气在人体正气中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忽视阴精的作用。他认为阳生于阴，由静而动，阳卫外为阴之固。在肝病的发生和治疗中尤其强调“阴精”的作用。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言：“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由于阴精固藏，温邪不得留恋，因此春不病温。若“风客淫气”侵犯机体，就会导致阴精消亡，此乃“邪伤肝”。《素问・生气通天论》又言：“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根据急慢性肝炎的临床表现，王鸿士认为肝炎亦是温病的一种，是由于冬伤于寒，阴精不足，阳气失其位，邪气留连，而成为“伏邪”，至于春，少阳胆气升发，阴精愈显不足，“伏邪”外散，正邪相争，而发为温病，此即肝炎发作期。

治肝当求阳明和太阴

阳气上升、阴精下降以及二者之间的和合在肝病的治疗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王鸿士认为脾胃是和合二者的关键。《内经》云：“厥阴不治，求之阳明。”《金匮要略》亦言：“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王鸿士发明经旨，认为治肝当求阳明和太阴，调阴阳升降，即升脾阳和降胃阴，如清代医家黄元御所言：“肝气宜升，胆火宜降。然非脾气之上行，则肝气不升；非胃气之下行，则胆火不降。”此为治肝降脾升胃之至言。

急慢性肝病临床表现千变万化，证型亦很难统一，治疗方法多种多样。王鸿士执简驭繁，形成了察传变、祛伏邪、固阳气、护阴精、调阴阳的独特治法，祛伏邪为治标之策，而固阳气、护阴精为治本之方。

运用三焦、卫气营血、脏腑辨证，形成完整的伏邪温病理论和治疗方法

湿热伏邪郁于体内，又有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的影响，加之个体先天禀赋之不同，导致五脏六腑气机升降失常，形成肝病的不同临床表现。王鸿士根据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特点，借鉴历代温病医家的学术思想，运用三焦、卫气营血、脏腑辨证形成了丰富的治疗方法。

三焦辨证在肝病治疗中的运用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创立了理、法、方、药完备实用的三焦辨证体系，为温病和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王鸿士把温病三焦辨证论治思想引入肝病的治疗，认为湿热为患是各种肝病发生的根本原因。

湿热之邪侵及人体，正邪相争，伴随着疾病的发展，在上、中、下三焦有不同的证候。肝病的治疗也应根据三焦的生理特点及病邪侵及的不同部位辨证论治。王鸿士根据三焦的生理特点，参照吴鞠通确立的“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原则，创制了多种治疗肝病的方法。

湿热在上焦

肝病急性期多为湿热之邪侵及上、中焦，也有一些以上焦证候表现为主，进而湿热之邪内传中焦，中焦气机不利，升降失常。或由肝失条达，肝木克脾土，脾失运化，出现湿热蕴积中焦。若误治失治或机体正气不足，湿热之邪缠绵难愈，则脾失运化，生痰致瘀，或湿热之邪入于下焦，耗精伤液，导致肝肾津液不足，从而以下焦证候表现为主的鼓胀等证。

王鸿士治疗黄疸初起，临床表现以上焦肺卫为主要表现者，师法仲景麻黄连翘赤小豆，用麻黄、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