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春病证结合思想及应用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国医大师朱良春早在52年前提出“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学术观点（《江苏中医》1961年1月），相继又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中医杂志》1962年3月）作了全面论述，这一业医者耳熟能详，乃至普通患者家喻户晓的学术思想，具有高度科学概括性，先进且可操作性强，至今仍为指导临床实践，最有实用价值、应用最广泛的中医理论创新。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朱良春在“中医药的现代化要突出原始创新”一文中指出“突出原始创新精神，中医药学才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才能屹立于世界医学殿堂。”饮水思源，朱良春能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首先倡导的“病证结合”就是现代中医界的原始创新，是继《伤寒论》六经辨证，温病学派卫、气、营、血辨证以及近代祝味菊《伤寒质难》中正式提出“八纲辨证”之后的又一座丰碑。

病证结合的宗师

朱良春早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师从章次公。章次公办学的主张（也即给朱良春的题辞）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朱良春曾给我们讲述，跟随章次公侍诊时所在的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章次公任中医部主任，还有一位李帮政任西医部主任，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但中西之间不但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章次公所主张的“双重诊断，一重治疗”，也就是中西医分别诊断，然后用中医药辨证治疗，与这段工作积累是分不开的。朱良春称章次公是“能发挥自由思想，所谓独立思考者也”。受章次公影响，朱良春治学兼收并蓄，与时俱进，思想前卫，注重实践，且信息意识强，不断积累创新。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多能提出独立见解。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评朱良春治学“中西理论湛深”。记得早年跟朱良春学习时，指导我们在熟读中医经典基础上，还要求的必读书目中最主要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经方实验录》等，跟朱良春抄方、实习中也常见朱良春应用张锡纯所创方剂加减，每获卓效而印象极深，如用“秘红丹”治疗肺结核咳血久治不愈，“解毒生化丹”治疗阿米巴痢疾等。气管白喉是危急的病候，常因假膜堵塞气管和喉组织水肿致窒息死亡，朱良春运用蠲痰（促进呼吸道分泌亢进使假膜易于脱落）、泻水（改善喉间水肿）拟定病证结合的“利气夺命散”（牙皂、礞石、月石、明矾、芫花）使1~2度气管白喉患者避免手术痛苦。中毒性心肌炎中心肌受损、呈断裂状为致死的主要原因，朱良春从病证结合应用“七厘散”取得显著疗效。朱良春对虫类药治疗疑难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如“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著《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创“复肝丸”治疗肝硬化，更是开创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典范。

朱良春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从临床到理论，探索其内在的统一规律，创造新的诊疗体系”，并认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各有短长，因此必须给予有机结合，证候是机体的病理反应，疾病是症状产生的原因，两者有因果关系，临床实践证明，证病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精髓应重点掌握，但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国粹主义，隐讳自己的缺点，有破才有立。”

经典的传承与发挥

朱良春注重中医经典学习，也倡导“病证结合”。他在“对《金匮要略》两个方证之我见”（《江苏中医杂志》1982年5期）中指出“仲景学说是伟大的真理，科学的预见，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应深入探讨，从中找出规律性东西，从而和现代医学结合使之出现一个新飞跃。”

《金匮要略》黄疸篇载：“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此条所指之“黄”是“黄疸”还是“萎黄”历代医家纷争诸多，当今教课书也认为“属虚劳范围的萎黄证”，但仲景为何不将此条列入虚劳篇？是错简？抑或他故？朱良春从病证结合考虑，发现部分黄疸患者，临床并见心动过缓，当属胆红素刺激迷走神经之故，多见于黄疸后期、黄退而未净，乏力神疲，心悸怔忡，脉细缓而迟，或结代，心电图出现心律失常，颇合胆―心综合征诊断。从中医辨证认识，是肝病传脾，胆邪及心，苦思对证方药确定以小建中汤较为恰当，此方建中益气，调和营卫，兼可治心，颇合“损其心者，调和营卫”（《难经・十四难》）。

朱良春曾治疗一男性，32岁患者，患黄疸性肝炎3个月，经治疗黄疸大部消退，但目黄仍较明显，唯感心悸不宁，胸膺刺痛时作，舌苔花剥，脉细缓而结代，心电图示窦缓及室性早搏，肝功轻度损害，脉证合参，乃肝邪犯脾，气血亏虚，脉络瘀阻，予益气化瘀，建中和营，药用桂枝、白芍、生芪、当归、丹参、红花、天花粉、生地、淮小麦，服20剂，脉转调匀，目黄渐退，精神趋振，复查肝功正常。故朱良春认为此处小建中汤所治之“黄”仍为黄疸而非萎黄（不排除异病同治），乃治黄疸的变法。受此启发，我们在治疗胆囊疾病引发胆绞痛并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