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本草的药性与功效_医案心得

( 医案心得 )

药性与功效是古代本草学的重要内容，《神农本草经》以后，以药性阐释功效逐渐成为本草学的基本特色。

药性与功效

传统中医学阐释药物功效的理论，主要有四气、五味、归经。另外，还有依据药物的颜色、形状、质地、生长环境等自然属性，与人体某部位结构或功能的相似性，或者是与疾病外在表现的某种关联性，解释药物功效产生的原因，即取象比类。四气、五味、归经一直沿用到今天，从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到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都将其作为中药的基本属性。但对于取象比类，尽管其曾经是古代本草典籍中极为常见的说理方式，因受到近代以来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这种原始思维特色浓郁的阐述方式已从本草理论中移除。

与取象比类所依据的药物颜色、形状、质地等自然属性相比，四气、五味、归经并不一定是一种客观自然属性的表达。四气包括寒、热、温、凉，往往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基本理论范式形成之后，中医学开始以阴阳来判断和界定疾病的属性，疾病的寒热属性一旦确定，那么原本治疗该疾病有效的药物，便随之可以界定寒热属性，正所谓治寒以热、治热以寒。阴阳可以再分阴阳，疾病的寒热属性也可以再分为寒与凉、热与温，中药的四气与之一一对应。五味包括酸、苦、甘、辛、咸，单凭味觉是难界定某一中药的五味属性的，而且一药兼数味的现象也极其普遍，不同本草著作对同一药物五味属性的认识也常有不同。实际上，中药五味的界定，主要标准并不在亲口品尝，而是中医学依据五行学说将脏腑、五味等做了一一对应，某种疾病与某一个或几个脏腑相关，那么治疗该疾病的药物自然对应某种味或几种味。归经也是如此，无非是一种药物的作用靶点理论，它比五味更加直接，某种药物能治疗与某脏腑相关的某种疾病，那么用药后会进入对应的脏腑。正如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中所言，药物的体（燥、润、轻、重、滑、腻、干）、色（青、红、黄、白、黑、紫、苍）等自然属性，“乃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而性（寒、热、温、凉、清、浊、平）、能（升、降、浮、沉、定、走、破）等对药物性能的描述，则需要“藉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而后区别以印生成”。

因此，药性与功效相比较而言，功效是一种相对客观的陈述，应用某药的确可以缓解或治愈某种疾病，但药性则不完全是一种客观自然属性的描述，像四气、五味、归经理论，固然有客观基础，但更多的则是古人发明的用以解释药物功效产生机理的多种工具或假说。不能把四气、五味、归经，与药物的颜色、形状、质地、气味等混为一谈，而这恰恰是以往本草理论研究中经常忽视的基础性问题。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对性效的认识及比较

先民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偶然发现某些药物的治疗作用，如此零散经验的漫长积累，才有可能在患病时主动寻求某种药物进行治疗，“神农尝百草”便是对这个实践过程的概括。此时期，药物的使用规则直接从生活实践中来，是典型的据效而用。时至今日，这种口耳相传的药物使用经验，依然很普遍地见于乡村生活中。没有医学理论的指导，更没有药物的药性分析，而仅仅是某病便可去采某药的对应模式。

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尚需要梳理、概括和升华，才能形成理论。中医学所依据的便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来完成这种构建，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本理论范式。可以说，汉代是中医学的经典时代。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被后世医家奉为本草经典。就今天能见到的文献而言，最晚到汉代，伴随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中医学开始尝试分析药物功效产生的原因，试图以药性解释功效，并逐渐打破某病寻某药的单一模式，探索药物与药物组方搭配治病的方式。

《神农本草经》的“序录”中虽已明确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但未将其称为“药性”。而是在药物的剂型加工选择时，指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从中药加工炮制理论来看，性味、毒性、质地等都是剂型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神农本草经》中的“药性”所指，除了四气、五味、毒性等，应当还包括其自然属性。《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的基本格式，先说明五味、四气，后列主治病症，最后列异名及生长环境。以罗列药效为主，药性描述很简单。而且，“序录”中还讲：“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也是以药效作为选择药物的直接标准，而不是将药性作为主要标准。

尽管《黄帝内经》中已经确立了以药性作为治病选药标准的原则，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